赚外快的童年……

　　◎老爸把赌场输掉后，我少了小费收入，就得靠其他门路赚外快了—夏天，捡“蝉壳”卖给中药行；抓“知了”和野桑树上的“野蚕”去大龙国民学校门口叫卖（我记得知了叫得太吵还把校长引来），顺便也兼卖“桑叶”；还有，去淡水河边的臭水里找“红虫”，只要有污水的地方就有红虫，我用旧蚊帐去捞，卖给养鳗鱼苗的人，有时一天就可赚到三十几元！

　　民国四十五年大龙峒已经有“耶稣教会”，受洗入教的小孩，星期天去教会就可领饼干、牛奶和小卡片。我的姑姑是教会的工作人员，也来家里传教，说加入耶稣教，若有战争美国人会来保护……我看在饼干、牛奶的份上，求阿嬷让我和弟弟加入教会；阿嬷就拿个大澡盆装水，叫我们三兄弟跳进去浸一浸，就叫姑姑当作已经受洗入教。

　　之后，每个星期天，我就各背着、牵着两个弟弟去教会领饼干和牛奶（这样就有三份可领）—尤其、教会还会送一种撒有亮粉的小卡片，三张都被我搜集起来，拿去小学门口叫卖；“撒金粉的一张可卖三角、银粉的一张二角”，那些有钱人家的小孩抢着买—这是我最轻松赚的外快，但是一个礼拜也才有三张而已，所以我就搜购其他小朋友的卡片（一张一角）去卖，在当时是一笔不错的收入。

　　还有另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外快：在那个年代，若附近有人办丧事，我可开心了……出殡时丧家会花钱请一些小孩来充场面，更令我期待的—丧家在一大早会准备一大锅的“咸粥”和办完葬礼后的“办桌”—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好事；尤其“咸粥”里的油豆腐、猪头皮、金勾虾……我一次就可吃七碗；所以丧家要出殡的那一天，我早早就起床、牙刷好、脸洗好，兴冲冲地去帮忙；不管是“拿五彩旗、草把或敲锣”，一个人工资是五元；但是丧礼游街时有扮演“唐三藏”、“孙悟空”的戏码，这些角色都是要找小孩子来演，以“唐三藏”一角来说可就非我莫属了。

　　扮“唐三藏”的小孩一定得长相清秀，且耐得住骑在迷你马上几个小时、不能下马尿尿，得在裤子里包尿布和塑胶袋（尤其在夏天这可是苦差事）；不过看在一次赚十几元的份上，我还是答应丧家的邀演，所以每次附近有人过世，必定会有人找上门—“请小胖来扮唐三藏”—这已经是大龙峒殡葬业的惯例了。

　　一个葬礼下来，有吃（咸粥、办桌）、有赚、还有拿到一条白毛巾（可以给阿嬷擦脚）和办桌的“菜尾”，真的是很划算！

　　记得有一次跟上山全程参与下葬仪式，价钱是加倍，我是负责敲镲，坐着卡车和其他“吹唢呐、打锣”的大人一起上山。到了山上，太阳很大，“吹唢呐”的跳下卡车，蹲在车子的阴影下吹奏，我还站在卡车上敲着乐器；以节奏来说，我是第三声响镲，在这空档我就东摸西看，玩弄着卡车的车斗门栓……竟然一时兴起拉起栓—说时迟、那时快，整片重重的车斗门突然‘碰’地倒下去—只听见吹唢呐的‘哔’一大声！人就倒在地上了。整个葬礼突然音乐中断，大人纷纷回头在找吹唢呐的哪里去了？闯了大祸的我，吓得丢下乐器，躲在林投树下一直到仪式结束……我看见吹唢呐的那个人额头肿得好大一坨，被人抬上车，心里真的七上八下，很怕闹出人命—从此，小胖被禁止跟上山（这条钱我就赚不到了），因为我差点让葬礼多个人陪葬！

　　◎六岁的时候，我开始在老妈的面摊帮忙。每天切红葱头、去市场采购、洗菜、切菜、洗碗打杂……通通包办；有时有人叫外送，我就骑脚踏车去送；后来跟市场制面的老板混熟了，我就毛遂自荐兼差替他送货到各小吃摊；每天六点左右我就骑着黑色大脚踏车，穿梭在大街小巷去送货，偶尔还兼帮猪肉摊送猪肉；送完大概十点，再回家帮老妈的忙。

　　我还跑到台北大桥头去观察别人的小吃摊做生意—然后回去建议老妈在面摊加卖以杯计价的米酒；一瓶米酒一元五角，用一杯杯的卖，一杯五角，一瓶可卖五杯，再搭配卤小菜，可以增加“不是为填饱肚子而来”的客源；老妈半信半疑地答应后，我就去市场买猪头皮、豆干和海带、花生、鸡蛋、鸭头、鸡头和鸡脚等材料回来卤；我跟老妈要了一个大锅子，里面放甘草、八角、辣椒、蒜头、姜母、酱油、冰糖和炒过的盐巴（加这种盐巴才不会卤出死咸的卤菜），卤出一大锅香喷喷的卤味小菜（这可是眷村伯伯教的绝活）；再去杂货店批一打米酒回来试卖，从此果然生意大增，连老妈也不得不佩服我了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在面摊闲暇时，恰好手上有张白报纸，我就照着月历上“马”的图片，用蜡笔画了一张“骏马图”，自己看看很得意，就把它贴在墙壁上，当作装饰店面。过没几天，一位来吃面的中年伯伯站在画前面，颇有兴味地看着我的画，他说他是从香港来经营木材买卖的商人，这幅“马”画得很生动，是谁画的呢？我很开心地告诉他是我画的，没想到他竟然出价二百元买下这幅画，在当时这可是不小的价钱，我和老妈都大吃一惊，就这样多了这笔意外之财。

　　◎七岁的时候，我已经像十几岁的青少年，曾被送去入学，可是我无法忍受要静静坐在教室里几十分钟，大概坐个五分钟，我的屁股就像有虫在咬般的坐不住，而受不了跑出教室；我在学校里晃，到每间教室外面走走、看看，顺便“指认”每个曾跟我“交易”过的学生：那个没门牙的跟我买过卡片、这个大目仔有买我的知了、那个女生常常跟我买桑叶……老师气得把我拖回教室处罚，要我乖乖坐好上课，我就跟他说我不要被关在这里！就这样没几天，老师就叫我回家，跟我老爸说我很难教、还是八岁再来入学好了……我老爸觉得家里也正好缺人手，就顺理成章地让我留在家里帮忙了。

　　虽然家里面摊生意愈来愈好，我也是愈来愈忙，每天送货、补货地跑，偏偏大我两岁的哥哥是从不帮忙的懒惰虫！他会出现在家里，必定是要偷钱花的时候；知道我有赚外快攒钱的习惯，所以总是偷我藏的钱；我用尽方法藏钱：地上挖坑、黏在床脚内侧、夹在天花板、塞在鞋子里……反正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，但仍被他趁我不在家时搜括一空，真的把我气死了！长辈也都姑息他，都只劝我：“给自己哥哥用计较什么！”、“谁叫你不藏好……”所以，到后来，我只要遇到他必定先打一顿！

　　◎八岁的时候，遇到台湾最严重的水患—“八七水灾”。我记得那时下了几天的雨，听收音机报导各地已经开始淹水。我家是住在淡水河边的迪化街（也就是现在的迪化污水处理厂附近）；阿嬷先和伯父们撤退到安全地点，我和家人正急着抢救家里的东西，通通搬到阁楼……到了傍晚，海水倒灌、水急速涌入淹到屋顶了，大伙急忙爬到屋顶喊救命，尤其我哥喊得最大声！这时附近已经是一片汪洋，家家都只剩屋顶和求救的人；水里漂着大量的漂流物：有冬瓜、南瓜、家具、死猪、甚至还有人的尸体—突然不知哪来的一头水牛被冲上我家屋顶，而且还把屋顶踩塌了！我赶紧冲上前驱赶，才拉住牛的绳子，想拖它离开屋顶，竟然、我连人带牛被拖入洪水里了！

　　在水中，我一面泅水、一面拉住牛绳往牛头游去，抓住牛角、爬上牛背，随着大水往前冲……也不知被冲了多远，我发现前方有电线杆，便打定主意要想办法抓住那支电线杆……当接近时，我奋力一跳抱住电线杆、并迅速把手上的绳子缠绕一圈在电线杆上—幸好牛绳够长，在我绕了一圈之后，被冲走的水牛才停住！

　　我像猴子般紧紧抱着电线杆，看到十几公尺外的屋顶上，也有人在等待救援，便高声呼喊他们……后来有政府救援人员驾橡皮艇来营救，我才被接上船，送到学校去和家人会合。

　　看到家人都已经在学校，竟然他们一点都不担心我；老爸说我泳技很好又勇得像牛，他知道我一定没问题的。虽然是八月天，湿漉漉的一身，还是挺冷的，老爸拿了一瓶黑梅酒，给我喝了两大口，教我快睡个觉才不会感冒—那一晚，我根本睡不着，满脑子想着我的那头水牛……天才刚亮，我跑出去探水位，水深已经退到我腰部左右，我心急着怕我捡到的水牛被人牵走，便偷偷溜走，游泳去找我绑的那根电线杆；游到那里时，已经有四个大人在察看那只绑住的水牛，我赶快高喊着：“那是我的牛、我家的、我绑在这里……”终于顺利把牛牵到手了。

　　经过大水的恐惧，这头水牛已经又饿又怕、双眼通红、瘦巴巴地，我好不容易一边拖赶它、一边拔青草给它吃；带回家后，我决定好好利用这只牛东山再起—这场大水，把所有土砖厝全冲毁了，我家虽然只倒一半，但是所有家具、衣物、做生意的器具也都被大水冲走了，连本来我用铁链绑好的三轮车，也被人趁火打劫给偷了！如果再卖面，一定得攒些资本买器具、用品，眼前要赚钱，只有靠这头牛了。

　　我去跟在兰州街屠宰场工作的叔叔借家伙；再到眷村找王伯伯，告诉他我计划杀牛来卖牛肉汤，要用这只牛赚的钱，把做生意所需的器材买回来，重新开始；王伯伯和其他眷村伯伯们一起帮我张罗着用具：有四个蒸馒头的大铁锅、五个装豆浆的铁桶、十几家借来的钢杯、还有一些炖香肉用的药材……我又去中药店买甘草和八角、杂货店买盐巴和味素、河边挖很多的野姜块、并且捡了几个五十加仑的空油桶回家；为了滚这几个油桶，我可费尽力气啊！一次只能滚两个，还要控制方向，跑了好几趟才弄回家四个油桶，然后用柴刀劈开桶盖、在桶身打洞和透气孔，这样就可以拿来当炉灶了—那天晚上，我和老爸便私下宰了那头牛。

　　第二天，发动哥哥、弟弟们去捡树枝柴薪，我和老爸就在我家旁的大马路边，用油桶当灶，露天烧起四大锅的清炖牛肉汤……水是我到学校挑回来的；先把牛骨都放进去熬，甘草、八角和很多姜块去腥，加上王伯伯提供的香肉卤包，没多久，就飘出阵阵肉汤香，吸引了很多人拿锅子来订牛肉汤。

　　我那好吃懒做的哥哥，照例是拚命想偷吃，这回我已事先跟老爸讲好牛肉是要拿来卖钱的，所以老爸警告他不准偷吃，他只好眼巴巴地在旁边“闻香”。

　　等牛骨熬得差不多了，开始炖牛肉，骨头就拿出来给家人吃，尽管只有碎肉和骨髓，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。

　　炖好的牛肉汤我用钢杯计价，一杯二元配四块肉，买一元的就减半给；我和老妈用扁担把装在豆浆桶的牛肉汤，挑到大龙市场口卖，我用两个钢杯敲击着吆喝……其实当时灾后物资缺乏，没多久就有很多闻香而来的客人，排队等着买牛肉汤，卖完一桶又一桶，我就回家再挑牛肉汤过来，跑了一趟又一趟……一天的光景，整只牛连牛舌、牛杂通通都卖完了。

　　至于那张牛皮，我到处问有人要买吗？结果被一家中药行买去，就这样连肉带皮赚了约八百元，这笔钱让我们添购了做面摊生意的器具，老妈的面摊又重新开张了……

　　也差不多这段时期，学校开学了，我又收到入学通知。我记得我级任导师叫范月娥，长得不怎样，却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像妖怪一样！这么爱漂亮的她，大概特别看我不顺眼；当时灾后重建的日子，我每天一下课回家就开始帮忙，钉墙补屋、兼面摊的工作……忙进忙出、累得我常常忘记洗澡就睡着了，第二天又直接去上学—所以我的身上总是脏兮兮的，范老师总是捏着我的耳朵说我是“懒惰鬼、不爱干净”，还罚我挂着一张纸牌、又叫我把破鞋子挂在脖子上，纸牌上写着“脏狗熊是张国松”，就这样站在操场罚站。她也不问青红皂白认定我是坏孩子，常常嫌我脏臭而处罚我，有时在大太阳下一站就两、三个小时，根本没有让我进教室上课；当时的校长也知此事，却未做任何处置；甚至有风声传回家，老爸也根本不问理由就打我一顿，认为是我不肯读书才被老师罚！就这样，我有苦说不出的委屈……终于，我也不想再忍受了！决定跷课不去学校！

　　（这是我无法受正常的基本教育、也不识字而从未读民间书的由来。当时的我以为不上学没什么大不了，反正对于赚钱我一直是很有头脑，觉得有谋生能力就好；可是后来在社会上深深体会“不识字”的痛苦，在做生意、找工作或与朋友相处时，产生无法完全发挥实力的困扰，也造成许多挫折。之后我为了学认字，花了很多时间靠自己苦读、背诵字典，才能写出一系列的书；所以奉劝小朋友，千万别浪费现在在学校学习的机会，长大才不必花更大的代价去补救。）

　　有半年的时间，我都背著书包走到校门转弯—躲到别的地方补眠、闲晃，父母都不知道。那时因“八七水灾”后，政府开始进行水利建设，用犯人去做修筑堤防的工作。我跑去偷看，一大排上百个铐着脚镣的犯人，在堤防工作，也看到有人想逃跑，当场被狱警开枪毙命、抬上车载走……我常常跑去那里晃，连狱警也认识我了，常叮咛我：“小胖，那些都是坏人，你不要走太近喔！”好奇胆大的我根本不怕，那些犯人也喜欢跟我打招呼。

　　后来开始有犯人偷偷拜托我帮他们买山东鸭头、卤鸡爪等点心；第一次买回来时，被狱警拦下来，问我在干什么？我照实说是帮犯人买鸭头。狱警又问我是哪一个买的，我也照实说。他检查后，就放我送去，并且叮咛我，“犯人托我买什么都要给他检查”、“不能帮犯人买毒品、酒和烟以及传递消息”。

　　之后，我就成为这些犯人的外买跑腿，再从中赚取“跑腿费”；因我脚力好，又信用可靠，帮他们跑腿买吃的又快又稳当—犯人们一传十、十传百，“托小胖买点心”的量越来越大，我就跟卖鸭头、卤味的老板谈折扣，这样我又可多赚一点了。有回买太多，请别人帮忙和我一起提回来，结果被狱警教训了一顿，原来别人是禁止靠近的。

　　这样半年的光景，我的父母也终于知道我没去上学，我就名正言顺不必躲了。这些犯人的“点心采购”，也变成由我直接在面摊卤了出货；每天早晨几百个犯人经过我家店门时，此起彼落地“小胖、小胖”的招呼声，附近的住户都会被吵得跑出来看个究竟……那些狱警也都会来我家面摊消费，个个和我都有交情，所以“代买点心”的专利，一直都只有“小胖”在独占。